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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實用型儒家循吏之學
——袁簡齋論治發微
作者：嚴壽澄
來源：作者惠賜《儒家郵報》
時間：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9月16日
【撮要】
慧業文人錢塘袁枚簡齋，乾隆間以循吏名世。其論政之文，通達政體，熟習平易近情，時有卓見。要而言之，年夜端有二，曰重實效，曰順情面。重實效，故主張“捐逝世法而任生人”。所謂逝世法，一指以文法束縛治事之官，一指執一成之法以御萬變之情。對治之方，在使治事者自為辦理，從容有成，亦即行政效力較權力制衡為尤要。既主治道以順情面為本，故以為行政立法當往煩苛，行恕道，有寬年夜氣象；世運之盛衰起落，即于政刑之宏厚與否覘之。故又謂廉察為害最甚，不仁而廉，不如不仁而貪；以溪刻為清者，一無所愛，心理盡絕，忍人所不克不及忍，不流于冷淡陰慘、殘平易近以逞不止。于是于公私二字，別出新解。所謂私者，非僅貨利之謂，意見之謂也。執意見之私者，師故意，逆人理，不許人人之自便其私，遂至毒流于全國。故公者，非別有一物在私之上，乃順全國之情面、集羣私之總和之謂也。孔孟與申韓之別，循吏與苛吏之分，即由此而判。是故治道之本在平易近生，富尤重于教。但是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；貧富之不齊，亙古如此，圣人亦無如之何。故為政者須“安富”；不有以安之，則貧者未必富，富者先已貧。明乎此，則知富平易近之當安，非為其為貧平易近所賴，為國命所系也。有富有貧，既為勢之天然，則國家自不當干預，以求均平。且社會本有其潛運默化之功；若娼妓，若九流，為迂儒所不喜，然此乃情欲之感，為圣人所寬，更何況幾多閑平易近依此而活，又焉可禁之而辟之乎？簡齋論治，重社會而輕國家，重個人而輕羣體；論治生，則以經商為主。海通以前，六七百年間，吾國社會與思惟發展之天然趨勢，或在斯乎。但是清末平易近初以來之社會政治思惟，則又轉趨于重國家，嚴重羣，如錢賓斯師長教師所謂，“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”，與此天然趨勢恰相對反，馴至于國民公社、文明年夜反動而后止。天乎？人乎？
一、序說
近年來，中國思惟史領域所謂“明清實學”研討，正方興未艾，頗有蔚為一時顯學之勢。此一“實學”研討的代表作，則是陳鼓應、辛冠潔、葛榮晉主編的三卷本《明清實學思潮史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9年）。[1]乾隆年間的慧業文人錢塘袁枚簡齋，亦以其“抒寫性靈”的文學主張及所謂“背叛精力”而列進此書第五十四章。[2]若不為“社會發展五階段論”的意底牢結所縛，而還“實學”一詞以其凡是的意義，則袁簡齋確有其實學。不過，此“實”乃往日士年夜夫心目中“經濟實學”之“實”，而非當代學者所發明的“實學思潮”之“實”[3]；其內容在于論為政，論吏治，而不在“抒寫性靈”的文學主張；其精力在于切實際、便實用，而不在所謂“背叛”。
袁簡齋不僅以吏能著稱于時[4]，細讀《小倉山房文集》、《尺牘》中有關諸文，可見其論治亦有獨到的見解。依筆者之見，可以“實用型儒家循吏之學”名之。“循吏”一詞，首見于《史記》卷逐一九〈循吏列傳〉：
太史公曰：“法則所以導平易近也，刑罰所以禁奸也。文武不備，良平易近懼然身修者，官不曾亂也。奉職循理，亦可以為治，何須威嚴哉？”[5]
循吏之得名，正在于“循理”。太史公特別提出“循理”二字，實有深意存焉，顯然是針對用法刻深，以“威嚴”為治的漢代“苛吏”而發。[6]所謂“奉職循理”者，意謂居官為政，不僅須“當于法”，尚須“合人心”。[7]袁簡齋〈子產不毀鄉校頌〉所謂“執國之法，順人之性”[8]，亦即此意。此頌最后說：“借頌為鏡，今之從政。”可說是卒章言志，點出了簡齋政事治道之學的宗尚。
太史公〈苛吏列傳〉開首即引《論語》“導之以政，齊之以刑”及《老子》“上德不德”二章，可見與“苛吏”相對而言的“循吏”，恰是儒道合流的產物。道家所重在虛無，在沿襲，儒家所重則在仁義，在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。史公論治，頗宗道家無為沿襲之術，但歸結仍在儒家的仁義。[9]袁簡齋亦然。其〈答李少鶴書〉云：
明府又嘗疑我議論，似乎三教都不歸依，究竟歸依何處？此言亦非知我者。我輩墜地后，舍周、孔何歸？但古來歸周、孔者，荀、孟、程、朱俱有流弊，有習氣，我不以為然。譬之到人家，敬佩一長者丈人罷了。其旁後輩侍從之煩言贅語，我不克不及隨聲擁護也。至于佛老二家，何嘗無可取處？奈其習氣更重，流弊更多，故不得不淡薄視之，而有“彼栽彼哉”之嘆。[10]
或許有人會說，此類不過是門面語，并不克不及代表這位宣傳“性靈”、具“背叛”精力的錢塘佳人的真實思惟。（持“背叛”說者必以為，簡齋所“叛”所“逆”者乃“封建”思惟，而“封建”社會后期的統治思惟，非周、孔儒家莫屬，主張“個性束縛”的“進步”文人如簡齋者，豈有真正歸依周、孔之理？）但通觀簡齋著作，可見其雖身處“封建專制”、以文字獄著稱的乾隆朝，卻一貫放言高論，甚少顧忌。（簡齋集其談神說怪的小說家言，都為一集，不顧“非圣”之嫌，題曰“子不語”，即為一顯例。）何況李少鶴（顯喬）乃其友人，更無在便函中作門面語之需要。對于當時朝廷功令所尊的孟子及程、朱，此書函中更明言‘我不以為然”。由此可見，所謂“歸依周、孔”如此，實難說是言不由衷。《文集》卷二十〈張巡殺妾論〉云：
張巡可謂忠矣。然括城中老幼食之，非訓也；殺妾，非訓也。《孟子》曰：“獸相食，人且惡之。”又曰：“平易近為重，社i稷次之。”（中略）或謂巡之殺妾，看勝利也。然巡有功則爵為上公，妾無罪而形同犬彘，于心不安；請于朝而旌之，于事無濟。樂羊食子，吳起殺妾，其所以忍者殊，其為忍則一也。《孟子》曰：“殺一不辜而得全國，不為也。”殺一不辜而為奸臣，正人為之乎？（頁358-359）
同卷〈徐有功論〉又云：
生人，仁也；殺人，勇也。然生人之勇，甚于殺人，何哉？殺人者，侃侃類公，縱乖于理，君上無所疑焉。生人者，跡類秉公，往往人未援而己先難免。非勇過賁、育，其孰能之？余讀《唐書》至〈徐有功傳〉，而不覺涕之淫淫也。（頁359）
足證簡齋論治，所重在“生人”，在不忍人之心，以為凡所設施，即便于事或可有濟，但若于心不安，則決不當為。這正代表了儒家政治的基礎價值觀念。簡齋人品，固多可議之處。錢默存師長教師所說，“子才妝點山林，迎合冠蓋，其為人也兼夸與”，確是其真實寫照。[11]簡齋論治，亦不諱權術；但是究其要歸（盡管有不少見解越出了傳統儒說的藩籬），畢竟仍可說是折衷于孔、孟。[12]
不過，簡齋的政事治道之學，與《漢書·循吏傳》所請安者，有一絕年夜分歧處。〈循吏傳〉以文翁居首。文翁治蜀，“仁愛好教化”[13]，以移風易俗為職志，成為后世循吏的典范。而簡齋論治所重視的，是“得當”[14]，是“達變”[15]；不僅須“求平易近便”，尚須“求官便”[16]。亦即凡事必須行得通，決不成迂遠而闊于工作；于心雖安，于事無濟，治道云何哉？化平易近成俗、臻于唐、虞、三代之治之類的儒家烏托邦話頭，似從未置諸其齒牙間。（在簡齋看來，此類事在當代決行欠亨也。）對于儒家幻想中治全國的年夜規模，亦即最基礎性的改造，既乏興趣，亦無信念。（按：務實太過，必乏高遠幻想。此乃勢之必定。）是以，其儒家循吏之學是實用型而非幻想型的，與明儒王陽明、呂新吾（坤）諸人顯有分歧。並且簡齋思惟中已有相當“近代”或“現代”的成分（不過，與所謂“背叛精力”無涉），故可以“近代”冠之。
以上釋篇題名義竟，請于下列各章詳作申論。
二、“捐逝世法而任生人”
古人往往說，傳統政治著重人事而疏忽法制，是以二千余年來之中國，與東方相反，是人治而不符合法令治，其流弊延續至今。揆諸歷史事實，這句話至少所對了一半。若依牟宗三師長教師，將“政”與“治”作一分別（牟著有《政道與治道》一書，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60年頭版），則就“政”而言，此說尚能成立，因為：（一）帝制小樹屋時代的中國，權源在天子（雖然究極而論，當說權源頭在天，但對天命的最終解釋權，畢竟是在已得全國者手中），并無憲法之類凌駕其上；（二）傳統政治雖倡“平易近為國本”，但終究官權太重，國民并無法令保證以與官權相抗。（盡管在事實上，即使是天子，尤其是繼世之君，年夜多也不克不及為所欲為，更不消說普通仕宦了。）在此意義上，確可說是人治而不符合法令治。可是就“治”而言，情況卻相反，正如錢賓四師長教師所說，“中國政治，實在一貫是著重于法治的，即軌制化的”。[17]著重于軌制化的結果，是一切委之于法，高低推諉而不負責。有志經濟之士于是常有“法勝”之嘆。嘉慶年間震澤張海珊（鐵甫）作〈原弊〉，指出“法勝”的結果是全國“常治”而“不年夜治”。其言曰：
全國之所以常治者，曰法勝也。全國之所以不年夜治，並且年夜有隱憂者，曰法勝也。有一事焉，內而宰輔不知也，曰“有法在”；外而方面不知也，曰“有法在”。于是麗于法者，得以受其治，而諸遁于法之外與亂于法之中者，法且無如之何。不符合法令之不得治人也，法勝而用法者皆拱手而不知，則全國之事，遂廢而不舉也。（中略）是故明天下之所以為治者，權不在卿年夜夫士而在吏胥。卿年夜夫士所學者，非其所為治；其所為治者，非始之所學。而吏胥則終期身于法之中，其力能持法而不變，能變法而上不覺，能高低收支乎法而法且為所用。故名為朝廷之法也，實則吏胥之法耳。此吾之所謂不年夜治並且年夜有隱憂者，此也。[18]
“法勝”導致“法密”。錢賓四師長教師說：“中國的政治軌制，沿襲日久，一天天的繁密化，一個軌制出了弊病，再訂一個來防制它，于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，軌制愈繁密，人才愈束縛。”[19]這處處防制、層層束縛的法制，後人稱之為“文法”。文法之密，明、清二代尤為嚴重。道、咸間山陽魯一同（通甫）著有〈胥吏論〉五篇，對此深有認識。其一云：“胥吏不畏法明矣，而胥吏必不成少，何也？法密也。法密官不克不及盡知，必問之吏。吏安锝不橫，法安得不枉乎？”[20]在法之外，還有例，更為繁密。與通甫同時的吳縣馮桂芬（景亭）說：
夫例何故設？曰：為治全國也。例之年夜綱，尚不掉治全國主旨。至于條目，愈勘愈細，其始若離若合，其終則鄭聲譫語，不知所云，遂于主旨年夜相背謬。偶一教學道破，無不啞然掉笑者。試以吏部言之，丁憂服闋，考核日月，是也。命官親供之不信，乃憑之里鄰之結；本官身至之不信，仍持之置驛之文。外官赴選，更用原籍驗看之條，服闋者亦然。其理何在？[21]
顯而易見，這種種的科條則例，目標在于使各部門、各吏員彼此制衡，以避免專權與弄法。時代愈后，某種軌制的弊病愈見，于是制訂更多的律令科條以作補救。文法因此愈密，則例因此愈繁，浸淫至于權力下移于吏胥，因為此輩具體辦事員對于律令科條最為熟習，非卿年夜夫士所能逮。馮景亭又說：
本日州縣曰可，吏曰不成，斯不成矣。猶其小者也。卿貳督撫曰可，吏部曰不成，斯不成矣。猶其小者也。皇帝曰可，吏部曰不成，其不成者亦半焉。于是乎其權遂出于宰相年夜臣之上。[22]
甚至握有最高權力的天子，也是格于文法，其旨意只要一半可以付諸權要機構實施。軌制束縛人的氣力，于此可見。
朝廷制訂繁密的文法，也是為了避免官員借辦事以虐平易近。呂誠之師長教師對此有精到的論述：
中國邊境太年夜，各處所的情況太復雜，以一中心當局而欲把持各處所及各事務，其勢實不成能；而每辦一事，仕宦皆可借以虐平易近，干脆不辦，卻無可借手。（中略）舊時的政治家有一句格言說：“治全國不如安全國，安全國不如與全國安。”治全國是興利，安全國是除害；與全國安，則并除害之事亦不辦了。因為要除害，還是要有些作為的，仕宦還可借以虐平易近的。（中略）但特別的事務，可以放棄；常務則不克不及不可，仕宦又借以虐平易近，則如之何？則其所把持者為文法。[23]
文法把持的目標，是制衡官員，而不是進步辦事效力。其結果，如魯通甫所說，是“治事之官少，治官之官多”。通甫曰：
全國之患，在治事之官少，治官之官多。州縣長吏、丞、簿尉，治事之官也。州縣以上，皆治官之官也。全國事無毫發不起于州縣。若府若道若布政按察使若巡撫若總督，其所治者，即州縣之事也。州縣者，既治事而上之府矣，缺乏信，信道；又缺乏信，信布政、按察；又缺乏信，信總督、巡撫；又不克不及一信也，而兩制之。自府、道以上，益尊且貴，事缺乏以分州縣之毫發。為州縣者，必以公函書遍達之；分歧，則遽委而仍屬之州縣。故一縣之事，得府、道數倍；得布政、按察又數倍。縣令一身兩手，非有奇才異能，而常身任數十倍之事，勢必不給；不給不已，胥吏乃始攘臂縱橫而出乎其間。[24]
州縣以下是處所當局親平易近治事之官；自府、道至督、撫，層累而上，都是為約束州縣及彼此制衡而設置的治官之官。為州縣者，有各種治平易近常務不克不及不辦，但下面有層層治官之官，處處受文法牽制，不得不依附熟于律令條例、文書業務的胥吏，以求應付上官、不違文法。至于當辦的治平易近常務，只需收支不太年夜，盡可應付塞職。此即所謂“文法之治”，如呂誠之師長教師所說，“僅求概況上與法則的條文不背；而實際上能否這般，則非所問：此即所謂權要主義，為論者所痛惡，不自今始，然仍有相當的感化。如計簿：下級當局不克不及不呈報上級，處所當局不克不及不呈報中心，明知所報全系虛帳；然既須呈報，則其併吞總有一個限制。”[25]因不克不及不呈報，故凡事總不克不及以無為有，以有為無；因併吞之類總有一個限制，故鉅細官員不至于太出格；于是權要機構能持續運轉，所以可說“全國常治”。但是虛文勝于實際，一切但求粉飾，所呈報之事畢竟辦得若何，不成深究。所以只可說“不年夜治”，並且“年夜有隱憂”。張鐵甫的觀察，可謂深入。
為州縣者，若是中材以下，或只想為官以養身家，并無實心辦事之意，則盡可安于文法之中，但求不違律令，其他一切則委諸胥吏。但是聰明秀出，既有任事之心，又有辦事之才如袁簡齋者，則決不情願受制于胥吏而無所事事。簡齋二十四歲成進士，進翰林。二十七歲散館，改知縣，分發江南。初試溧水，調江浦、沭陽。三十歲調江寧。三十三歲引疾家居。三十七歲復興，發陜西，以知縣用。尋丁父艱，歸，遂不復出。[26]簡齋官吏之日，不過十年，年夜半任知縣，以吏能名。江寧巨邑，號難治，而簡齋以善治稱。孫星衍為簡撰傳，謂“師長教師有吏才通達政體，而議論務出于宏厚，雖不竟其用，亦一代循吏也”。[27]簡齋的議論，決非狂言高調，而是基于其歷任知縣從政經驗的心得之談。他初改外任，因鄂爾泰之介，至淮上，謁顧琮于總和署中，臨別，請教誨。琮曰：“君聰明，任君行往，但要年夜處錯不得。可緊記老漢語。”[28]簡齋日后政績，可說是這幾句話的實踐，其論政，亦可說是這幾句話的發揮。
在簡齋看來，若要行政有實效實績，必須“捐逝世法而任生人”[29]。通觀簡單齋議論，可知其所謂逝世法約束，有兩層含義：一指以文法束縛治事之官，一指執一成之法以御萬變之情。〈上陳撫軍辦保甲狀〉曰：
兩漢循吏最多。所以然者，皆行其所欲行，不可其所不欲行，故權一而事立。后世一切伍符尺籍，皆張逝世法以束生人。陸機曰：“察火于灰，不見洪壯之烈。”今所行前人之法，皆前人之灰也。枚方看公一切捐之，專心察吏，擇一二賢者，與共治平易近，庶幾有濟。今縱不克不及這般，而轉生法外之法，不已過乎！且保甲亦未嘗不成行也。十室之邑，煙戶無幾，吏能周巡，原可了然。然總在其人自為辦治，從容有成，不在上之約束驅迫之也。若公檄嚴催，臺使必到，期限孔迫，逐層核轉，生無數搜駁；書吏蠶食，自高低下，如葉至根。究其所極，終累蒼生。[30]
簡齋以為，兩漢之所以多循吏，治績昭著，在于太守有充足行政權可以辦事。降及后世，權力日移于上，文法益加于密，為州縣者處處受約束，又若何能有用辦事？更有甚者，法外更生法，盡管與實際脫節，下屬卻強制奉行，層層考核。結果是無數次的公函觀光與胥吏蠶食，州縣心不樂為，徒成具文罷了，最終受累的還是蒼生。是以，簡齋主張，為政之道的先務是“求官便”：
為政之道，將以便平易近也。然欲求平易近便，必先求官便。何也？官便則其心樂而為之，雖殫精竭思而不自知，故所為之政，亦致精而不茍。若張一法，而先使奉法者驚詫而阻歡，求舍往之不暇，則雖胏附以副上意，而徒文個人空間具之為，其便于平易近也亦希矣。
易言之，治事之官須有廉價行事之權；手足被縛，若何做得功德？〈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〉曰：
枚以為督撫之使吏治平易近，如使工人之制器也，物勒工名，以考其成足矣；何須為之制一斤，造一則，代斫而迫驅之乎？又如地主之督佃也，予以牛種，待其菑獲足矣；何須為之隔疆越界，揠其苗而助之長乎？遂古以來，未有多令而能行，多禁而能止者也。[31]
亦即下屬對于辦事官員，所應當責成的是實效；辦理過程中的細節，不用過問，切不成越俎代辦，以規條教令指揮驅迫。此即所謂“自為辦理，從容有成”。一句話，應當發揮治事官員的主動性：寬其約束，予以方便，使其心樂為，而后責其勝利。
〈辦保甲狀〉又說：
子貢問政，子曰：“足食足兵。”其若何足兵、食，不言。子路問政，子曰：“先之勞之。”其先、勞何事，不言。冉有問加衛之庶，曰：“富之”，“教之”。其若何富、教，又不言。曰：“若有用我者，期月罷了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其期月三年之何政何令，又不言。他若子路自命治賦，冉有自命足平易近，其若何治賦足平易近法，亦不質之孔子。彼圣賢者，豈好為空言而紛歧核實事哉？人各有才，地各有宜，時各有當，平易近各有俗，不成執一為兢兢也。
“人各有才，地各有宜，時各有當，平易近各有俗，不成執一為兢兢”數語，實是簡齋的基礎哲學觀念。他堅信：“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”[32]宜于古者不用宜于今，宜于南者不用宜于北。以保甲而論，并非絕對不成行，但不是常可行。若是十室之邑，編戶無多，長吏能周瑜伽教室知其情況，未嘗不成奉行。可是“江南戶口，年夜縣百萬有奇，小縣十萬有奇”，則決不成行：若何支費，若何更番，種種都是問題。不僅這般，保甲在本日，實未便于情面，無當于治道：
夫保甲之行，將以便平易近也。盜賊日攫貨而匿之，捕擒官拷，號呼冤枉。今使其戚鄰為鉤距，蹤跡未形，難以白官；蹤跡既形，且畏反噬。恐奸平易近不服而良平易近反罹于辜。且既不克不及責之以事前之稽察，而徒責之于事發之連坐，雖商鞅、韓非亦復不忍。又謂保甲之行，便災賑也。不知愚平易近避力役，常日報口多減；災平易近貪賑，臨時報口多增。官縱聰強，不克不及記人妻女，識人親朋，勢必聽其指東畫西，詭對強認。而常日所存之冊，與異日所賑之冊，幾多懸殊，終難為準。然則弭盜察賑，將聽其漫無稽考乎？曰：保甲者，弭盜察賑之一端，而非其本務也。本務安在？在州縣得人罷了。得其人，桁、楊、刀、鋸，皆仁平易近之物也；何須保甲？不得其人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官》、《禮》，皆毒平易近之具也，何況保甲？
《詩》、《禮》尚能用以發冢（見《莊子·外物篇》），何況這般擾平易近的保甲？又如常平為漢時良法，社倉為宋時良法，但即便在當時，已非廣泛有用（東漢〈劉般傳〉中已極言常平之弊，〈金華社倉記〉已極言社倉之弊）；更何況數百年后，社會情勢年夜異，其弊愈甚。而倡導此類“良法”的官員，高屋建瓴，于當世平易近間情況不甚了了，雖有救世的苦心，後果卻是適得其反。緣由在于不知時、地、風俗等等各不雷同，卻執一逝世法硬套。附子、年夜黃，得當皆可治病；人參、白朮，不得當并能害人。所以簡齋的結論是：“良藥期于利濟，不期于古方也。”[33]而王安石、方孝孺之流，身當政治的年夜任，卻逝世抱《周禮》一書，不知變通，終至誤國。[34]簡齋一切以實用為歸、不以教條為準的專心，在此和盤托出。
總之，簡齋深感權要政治法勝、法密之弊，力主省虛文，崇實效，放寬文法的束縛，使任事官員有廉價行事之權，以進步行政效力。[35]又主張凡所施設，須求當求便，不成執一成之法（不論是當代的條文還是前人的書本）強令奉行。任事者得人，是為政最基礎。[36]尤其是親平易近的州縣官，更須得人；否則朝廷一切辦法都成具文。是以，負方面之責者，須“專心察吏，擇一二賢者，與共治平易近”。察擇之后，但須責其成效，具體若何辦理，則不當過問。用兩句話歸納綜合：逝世法不如生人，後果重于情勢。
三、“識治體，曉平易近情”——明與廉，公與私
江蘇按察使錢琦（嶼沙）問吏于簡齋，簡齋復書曰：
本朝徐雨峰巡撫蘇州，不設邏者，不采風聞。其時吏治蒸蒸，賢才眾多。考其所乃至之者，有道焉：州縣參謁，必具獄令聞，閉門而試，其合者薦之，其分歧者教之，其屢教而不克不及者黜之。徐公之言曰：“吾不知所謂四善也，八法也。官在識治體，曉平易近情罷了。”年夜哉言乎！曉與識無他，惟其明罷了矣。[37]
“識治體，曉平易近情”二語，是簡齋論治綱要。所謂“識治體”，粗略有三層含義：一曰得當，二曰不苛，三曰弘厚。
簡齋以為，治全國國家并無必定之成法，一切全視當否而定。“與其殺不辜負，寧掉不經”（見《古文尚書·年夜禹謨》）、“議貴議親”（見《周禮·秋官小司寇》，減刑“八議”之二），不等于寬；“刑人于市，與眾棄之”（見《禮記·王制》）、“不蔽要囚”（見《尚書·康誥》），亦不等于嚴。並且尚嚴紛歧定治，尚寬亦紛歧定亂，關鍵在當與不當。[38]朝廷每設一官，自有必定的職責；每舉一事，自有必定的目標。任官者必須牢記其職責，治事者不成迷掉其目標。此即所謂“在官思官”。錢嶼沙任按察使，其職責，一為按獄，二為察吏。但二者之間，有緩急之分歧，當以察吏為急。來由是：獄訟案件有兩類，一類須上報，一類不須上報。上報的案件，按察使方可查考；不上報的，由屬吏（即州縣）裁決，按察使不克不及直接過問。若能察吏，則此類不須上聞的獄訟，亦在按察使把握之中，于是便能“不按如按”。可是所謂“察”，并非“瑣屑隱伺，攻訐陰私”，而應當測試州縣的判獄才能，及格者薦舉，分歧者教誨，屢教不克不及者黜往。此即按察使一官的“治體”地點。若于此懵然，即便廉潔勤敏，絕非稱職。[3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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